3.12 “天放”的时代：“越名教而任自然”与“无君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闪烁有绚丽的光辉的时期，几乎可以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媲美。
那是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
在文学上，它被一代巨匠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尤其以文学理论为盛，出现了《文心雕妙、（诗品）两部巨著，诗歌和民歌的成就，更不让位于先秦，为唐代的诗歌奇峰莫定了坚实的基础，纵然有秘康等人被杀，但思想解放的大潮却不可阻遏。
史学上，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中国之史界）中说：“西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可见，当时史籍盛极一时，风起云涌。“才堪著述，学综文史”者数不胜数。其原因，则是汉代严厉控制史家修史的局面被打破，又有着司马迁等史家巨著的影响，加上动乱年代王朝迭起，“历史”丰富，均需彰其开国的功德，鉴其亡国的教训。但是，从根本上说，仍是思想解放的成果。
哲学上，这一时期也开了一代新风。汉武帝将儒学“定于一尊”的绝对统治地位业已崩波，并且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神化的“名教”声誉扫地，由神学而玄学，这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年轻的哲学家王弼，人木三分地指出名教的虚伪，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勒”（（老子微旨略例》）。被“罢默”的百家又重新活跃起来，许多几乎已泯灭或消沉下去的学派再度崛起，曹操、诸葛亮则宣称崇尚法术，有“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之说。刘陶善论纵横，王衍亦如是。连墨家也为人所善，管宁亦“韬谧孺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