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论及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时，曾为它在文学史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鸣不平：“虽然在艺术表现力上《潘金莲》稍逊于《雷雨》，但就剧作中人物个体欲望的叛逆性所体现的时代意义而言，以历史为题材的《潘金莲》基本上达到了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雷雨》所能达到的深度，”但令人遗憾的是，“《雷雨》成为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成就的象征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几乎家喻户晓；《潘金莲》却被简单视为唯美主义作品，而基本上无人问津。在艺术性与思想性相去不远的情况下，两部剧作在文学史上评价的反差竟是如此之悬殊，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对现代历史剧心存偏见，以题材作为重要的依据来衡量作品的优劣，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人们长期以来难以走出的怪圈”。[9] 笔者也认为现有的大多数文学史与戏剧史，对《潘金莲》一剧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但若将原因归之于“人们对现代历史剧心存偏见”，不如说与此类作品对古典主流叙事的颠覆与重构未能获得社会大众和主流批评界的认可有关。无论如何，潘金莲毕竟有“谋杀亲夫”之重罪，尽管她的遭遇着实有令人同情之处，但其罪行却不可被轻易宽恕。无论是以多么“现代”的名义，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与是非标准上，也不能与历史彻底“决裂”。同样，夏衍的历史剧《赛金花》上演之后，虽然“轰动了上海从文化界直到最落后的小商人”，创造了连满20场的记录，[10] 但它的饱受争议之处，依然在于作家对主人公赛金花的历史评价上。同样“无论如何”的是，主人公将身体出卖给侵略自己国家的洋人，绝对是一件耻辱的事。尽管她是为了国家民族才牺牲了自己；尽管那些先是不择手段地利用她、逢迎她，后又千方百计地污蔑她、诋毁她的王公大臣们，与她相比不知要卑劣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