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黔、桂两省先后加入讨袁阵营，袁世凯的称帝之举亦由虚假的“万民欢呼”而成真实的众矢之的，北洋军的军事讨伐行动又不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击败护国军，袁世凯显然面对着非同一般的军事、政治压力，其称帝步伐也开始明显放缓。1916年1月1日，民国国号由袁世凯下令更为“洪宪元年”，但登极大典却迟迟未能举行。虽然仍有一些邀功取宠之辈，如李纯、陆建章、龙济光、汤芗铭、张怀芝等出于个人名禄的考虑，请袁不顾反对，早登帝位。但在讨袁阵营的公开反对及镇压行动迟迟未竟全功的情况下，即便是早就想过皇帝瘾的袁世凯本人，似乎也不再有勇气遽登大位。1916年2月23日，袁世凯以政事堂奉申令的名义下令称：“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袁世凯之所以如此，表面上是为“救国救民”，但实则出于心虚，表现出在各方反对下，他本人对帝制前途也没有多少把握。但他如此做法，并不能缓和社会各界对其称帝的反感与厌恶，更关键的是，袁世凯本来以为已经摆平的北洋派内部关系和对外关系均开始出现对其不利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