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芮书知道这类案子取证相对困难，因为案发时大多在私密封闭的场所，或者手段比较隐蔽，往往只有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要将这种瞬间发生的骚扰行为及时固定下来比较困难，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录像、录音、电子证据是最直观的，没有这些证据，有证人也可以，目击事发经过且与你没有利害关系的目击者。”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原告仍然不甘心，“我跟他又不认识，要不是被骚扰，我干嘛费老大的劲到法院打官司？”
“法院不能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对被告不利的判决。”姜芮书表态。
最终原告只能试图寻找当天的目击证人。
刘一丹感慨道：“我还是第一次碰到男性起诉同性性骚扰的。”
“何止男性少，女性也不多，对这类遭遇人们还是习惯性感觉羞耻，尤其是男性，他们被性骚扰后遭受的心理伤害并不比女性轻，甚至耻辱感更强烈，曝光后往往很少获得支持，还可能被嘲笑。”
“受害者有罪论真是什么时候都不缺人渣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