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苏轼：《与江惇礼秀才五首》之二，见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十七册《文集八》，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264页。
[23]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82页。
[24] 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唐书辨证》，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6页。
[25]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7～1628页。
[2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新唐书纠谬”，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96～597页。
[27] 参见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八《唐书纠谬书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28]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刘公纯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57～358页。
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史学批评的不同视角和层次
一、史学家和史学批评
史学家的思想和撰述一旦成为某种社会表现形态，即以各种形式的著作出现，它就成了社会的一种精神产品，从而也就必然要接受社会的评论。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的评论无疑总会带着阶级的烙印。同时，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思想史上的规律，也会鲜明地反映在这种社会的评论之中。此外，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也会从各自的视角来评论各种史学成果，反映出在史学批评上不同的层次和要求。所谓不同的视角、层次、要求，只是相对来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