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周呢?也不行。他的起兵比薛举父子、李渊父子都早，依附突厥，军锋尤盛，他还会用人，如部将宋金刚、尉迟敬德等人都是擅长骑兵战术的。他率军“南向以争天下”,占据了粮仓富裕的晋阳和河东地区，威逼关中。然而，如李世民所分析： “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 “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所谓“虏掠为资”,确实是刘武周的致命弱点。因为刘武周在并、汾一带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拥护，就“以虏掠为资”;而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又使他更加不得人心。所以，等待着刘武周和宋金刚的绝不是胜利的桂冠。一旦折败，“人莫之从”,只好投奔突厥去了。
王世充更加不行。他“僭即皇帝位”,固守东都。建元名曰“开明”,其实政治上腐败无能。 “世充见众心日离，乃严刑峻制，家一人逃者，无少长皆坐为戮，世充屯兵不散，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做饼饵而食之，人皆体肿而脚弱，枕倚于道路”。弄到如此地步，其失败自不待言。李世民正是看准这种“内外离心”的局势，故采取围困的战略方针， “坐收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