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后，我们又回到楼上的客厅。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我请费迪弹钢琴给我们听。他弹了三四首华尔兹短曲。但他今天的演奏大失水准，既感觉不到轻盈与优雅，也没有欢快的旋律。他弹完后转身对乔治说：
“你也会弹钢琴吧？”
“会一点儿。”
“那你不弹点儿什么吗？”
“我只会弹古典音乐。可能您对这样的曲子不感兴趣。”
费迪微微一笑，但没有再坚持让乔治弹琴。我说我该走了，乔治也同我一起起身告辞。
“真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佬，”我俩一出门，乔治就恨恨地骂道，“我非常讨厌他讲的那些犹太人的故事。”
“这是他的噱头。他一直是这样，总是讲这些故事。”
“您要是个犹太人，您会这样吗？”
我耸了耸肩膀。
“你怎么改主意来这里吃午饭了？”我问乔治。
他咯咯地笑了。他是一个天性快乐的人，很有幽默感。他已经忘了刚才对舅姥爷的不快。
“他去见我奶奶了。您没有见过我奶奶，对吗？”
“是的，没见过。”
“她对我爸爸就像对待伊顿公学的小学生。奶奶说我必须与费迪舅姥爷吃这顿饭。奶奶说的话就是我家的圣旨。”
“我明白了。”
一两个星期后，乔治便上慕尼黑学德语去了。碰巧我那段时间也要外出去旅行，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回到伦敦。我回到伦敦后不久，有一次赴宴时我正好就坐在穆里尔·布兰德的旁边。我问她乔治的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