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骥良问：“那怎么办？”
罗君强苦笑一声道：“只有听天由命了！”
果然，这一伙汉奸的安逸生活很快结束了，到了8月，周佛海及几个同伙被送往南京。
戴笠保护周佛海，可以说他确实是在保护，虽不可能久安无事，但可以久拖不办，最后大事化小。而戴笠的继任者郑介民、毛人凤不再“保护”周佛海等人了，并非说明他们有什么正义感，只不过是当官从政的另一种方式：推！这也许是中国官场自古以来的为官之道。
郑介民和毛人凤对汉奸头目们采取的政策是：不论情节、不辨轻重，一起交给法院。
从1945年9月起，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开始逮捕汉奸，陈公博、陈璧君等人相继入狱。但周佛海却被戴笠保护一直逍遥法外，因而引起了民众的愤慨。1946年1月3日，上海的《文汇报》登载了《周佛海怎么样了，我要为沦陷区同胞大哭》的文章。其文中明确指出：“试问罪大恶极的周佛海者，为什么至今仍没有发落？而且像他那样的人，难道还要调查犯罪证据？只要单看我们手头的一张一张的‘储备票’就可以指定他一百个死罪！政府不让他在上海法院受审，难道政府还如此痛惜这个败类的生命？解到重庆之后，今日不提，明日不讯，延宕再延宕，我们老百姓要问问政府究竟具有什么心肠？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我为我的沦陷区同胞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