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进步党人在护国战争胜利后的积极进取相比较，前国民党人在护国战争胜利后的表现却颇为低调。孙中山对袁世凯败亡之后的时局一度“颇具乐观”，认为“若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位夺权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他对段祺瑞接任北京政府亦寄予某种期望，并亲函致段祺瑞表示：“帝制发生，尤能以大义自持，冒犯险难，始终不变，大局以定。……今日天下汹汹，扶危定倾，又唯执事是赖，此文所倾服不置也。……愿执事翊赞当机，不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纷纠，亦文之望也。”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孙中山主动致电各地中华革命军将领，认为“今者袁死黎继，我辈革命之目的物不存，则革命军亦无从继续”；应顺应国民心理，对执政者“暂为监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各地的中华革命军先后解散，革命党人再次失去了自己直接统领下不多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