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红学家之见，脂砚斋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高参，那岂不是有点像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时，他和他周围作家那样的关系了吗？即或真的如此，别林斯基不会坐着驿车，从彼得堡赶往乌克兰，到果戈理的家乡大索罗庆采村，不识相地介入其写作过程之中。但今天的红学家，偏要把脂砚斋一伙，装进面包车，拉到香山脚下的黄叶村（其实那也是一个红学伪作），与曹雪芹一起写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红学家，是有意识地回避，还是完全茫然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真正的作家，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的、私密化的，是容不得“第三只眼睛”的。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按红学家的想象，曹雪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点评，曹雪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这想法的形成，实属不可思议，但细想想，红学家也非凭空而来，是根据生活经验，是有所本的。
时下电视连续剧的编剧方式，不就是这样工厂化生产的嘛！我的一位年轻文学朋友，被一个剧组从西安请来，住在丰台某机关招待所。那五层楼全被剧组包了下来。一楼是编故事的；二楼是写本子的；他在三楼，是写人物对话的；四楼还有一个车间，是将他的台词，再改写成京片子那种油嘴滑舌的土话，因为那是一出写老北京的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