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教育将普及大众教育与争取民族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不可分开的大革命，这就把过去的生活教育思想从过去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的水平上升到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境界，使生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1936年7月，陶行知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发动海外侨胞共赴国难。在海外，他先后走遍28个国家和地区，争取国际声援。抗战爆发后，生活教育运动又从“围难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生活教育》也改为《战时教育》出版。陶行知在桂林主持了《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并提出了生活教育者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中的四项任务：“①力求长进，把自己的集团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②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求进，帮助整个教育界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③参加在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民族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④参加在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人类都变成反侵略的真力量。”[15]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的理论“在战时，更显出它的优点”，生活教育在抗战中能作出以下贡献：①生活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危害我们生存的关头，生活教育者每上一课自必要问：这一课对于抗战能有多少帮助？②生活之变化是教育之变化，真正的抗战教育，必须通过抗战生活。③社会即学校，不能专在后方流连，要联想到前方，在后方办学校也要尽力把教育的力量输送到前方和沦陷区。④人民集中的地方便是教育应到的地方，要注意到将战时教育推广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壮丁训练处、防空壕和山洞里。⑤集团的教育力量大于个人的教育力量，帮助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战时的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⑥“生活影响生活”，人人都能即知即传，要使整个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炮火中发出力量。⑦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是最有效的生活法和最有效的教育法，所以要以抗战建国的行动为中心，而不陷落在虚空里面。⑧到处可以生活即到处可以办教育，生活教育者的学校是炸不散的。所以，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的前途充满信心，深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够发出伟大的力量，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并且帮助创造一个和平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