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德·斯宾格勒在20世纪20年代的言论也是同样反动和反人道主义的。他武断地说：“人是凶狠的动物。我要一再重复这一点……”[11]
存在主义可能要比任何其他哲学流派都更为彻底地坚持那样一些原则，它们表明了对人的人本主义看法的共同特点。同时，存在主义乃是整个人本主义陷于不可挽救的危机之中的鲜明标志。
正如现代西方社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存在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的存在的“社会性”的批判。照现代西方社会学者看来，个人的“社会性”就是他的行为与统治着社会的价值相适应。人被看作是许多作用的简单总和（也就是说，从规范方面、从对于个人的固定职能的舆论方面对人进行考察）。人之所以是社会性的，是由于他在活动中已经与现存的官方意识中关于“顾家的人”、“好青年”、“忠实的工作人员”等模型、榜样相符合。正是在个人完成这些作用（简直像戏曲中的演员）的时候，他才进入同其他人的“社会”联系中。他本身仅仅是许多作用、许多（好的或坏的）他所完成的形象的交叉点。
存在主义者用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在当时用来反对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神学说法的那种方法，去反对这种关于人的“社会学的”定义。他们证明，人不是他所完成的“作用”的总和，人是某种完整的东西。当人把作为普通“存在”的自己同他对作为“社会生物”的自己和他人所想象的那个东西，即同自己的作用区分开来的时候，他是可以在自我意识的任何举动中感觉到这个整体的。可是，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并不能被归结为把自己的“自我”从一切非我中简单地区分出来，像存在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自我意识所包括的首先是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