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汉纪》则言魏氏得以代汉者，文若之力也。盖赞主褒美，史须直笔，体例各有所当耳。《后汉纪》有可与《范书》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语应对，两书不同，章奏文字，互有增省是也（章奏有案可稽，不应彼此不同，盖史官润色，故生岐异也）。孙、习二家之书，今不可见。
《三国志》裴松之注略有称引。孙于魏氏，无甚卓见，其于晋事，则不可知。习书以蜀汉为正统，所以然者，习氏与桓温同时，见温觊觎非分，故著《汉晋春秋》所正之。然晋受魏禅，外魏则晋无所受。而习氏则以为魏文虽受汉禅，不得免于篡逆，平蜀以后，汉真亡耳，于是晋室始兴，故以晋承汉，不认曹魏，故名其书曰《汉晋春秋》。于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亦用直笔书之。
晦庵《纲目》之正蜀闰魏，即导源于此也。南北朝之史籍，如《三十国春秋》等，至今一字无存，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摭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盖传闻每多异辞，正史或有讹谬。温公既取可信者录之，复考校同异，辨正谬误，作《考异》以示来世，真所谓良工心苦也。
至褒贬笔削之说，温公所不为。例之《太史公书》，亦无自存笔削之意也。观史公《自序》答壶遂之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盖《春秋》有一定之凡例，而褒贬之释，三传不同。故《春秋》不可妄拟。《通鉴》之志，亦犹史公之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