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管子》　《管子》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流行于清代的《管子》一书是唐人尹知章的注本，错谬较多。嘉庆时，洪颐煊吸取了王念孙、孙渊如等人校证《管子》的一些成果，附以己说，写成《管子义证》8卷。稍后，王念孙也写成《读管子杂志》24卷，凡640余条。这两部管学著作成为晚清《管子》研究的先声。咸同以后刊行的管学著述主要有：戴望（1837—1873）的《管子校正》26卷、宋翔凤（1776—1860）的《管子识误》1卷、张佩纶（1848—1908）的《管子学》（不分卷，有影印原稿本12册）、俞樾的《管子平议》6卷等；王绍兰（1760—1835）的《管子地员篇注》4卷，及王筠（1784—1854）为《管子弟子职》一篇所作的《正音》等，则为研究《管子》的专释。
7．《商君书》　《商君书》是关于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是商鞅的后学编成的，但大部分代表商鞅的思想。在清代，《商君书》的校本主要有3家：孙星衍、孙冯翼的《商君书校》，收录于《问经堂丛书》内；严可均校本，在浙江书局《二十二子》之内；钱熙祚校本，在《指海》之内。此外，注解《商君书》的著述有：俞樾的《商子平议》1卷、孙诒让的《商子札迻》和王仁俊的《商君书发微》（稿本）等。与其他各家相比，此期对《商君书》的研究较为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