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我通过强调自我的感受而走到另外一面,和自我越来越没有关系的一个方向。就是一个反向的走法,可以通过欲望的实现而舍弃欲望,类似于这种东西。你就随着你的想法去体会,然后你认识到这事实上就是一个障碍,可能我慢慢就是在材料和技术这种元素的探索之中了。理性的语言和我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差异的共同体。最早的雌雄同体、动物和植物的同体,并不都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很多矛盾体的并存。我做的是这样的探索,是一个自我消解的过程。
Q:您刚才谈到“雌雄同体、动物和植物的同体”,您能以此谈谈“可怜虫”系列和“VIP”系列吗?
A:这两个系列创作的时间段不一样。其实就是从“VIP”系列到《打麻将》,再到《现代中国式家庭》,这一部分其实是对我所处的现实情境的反映,这个反映是带有批判性的。我觉得自己融不进这个情境,就是有点反讽的状态。这三件作品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说这三件作品应该放在一起,差不多同时期的。《打麻将》其实很偶然,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她的姐姐过八十岁生日,但她姐姐在台湾,她们每次聚会都要打麻将。其实这件作品表现的是姊妹一起打麻将,所以做得很写实。然后我就做了《现代中国式家庭》,这个家庭没有男性,包括奶奶、妈妈、两个女儿、两个孙女,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式家庭的情感纽带,而男性只是抚养这个家庭的机器。男性好像在家庭情感里缺失了,反而都在社会之中,他们其实不是情感纽带,而是成了工具了。在家庭里面,好像这些女性也不需要男性,只要男性养着她们就行。这是2006年那段时间的创作体验。到了201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我更多地关注材料运作产生的语言,包括泥土的语言和火的语言怎么去呈现,其实是“非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一部分东西好像更有意思,对我更有吸引力,是一个自我消解的方式。可以说是进入了无意识层面,它不是在意识层面去探讨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