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身份是另一种认同，是民主框架下个体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承诺，同样与媒介有密切的联系。对此，哈贝马斯有深刻的论述。
哈贝马斯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用公共理论来宣扬他的平等、多元和理性的民主社会理念。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社会的理想运作是要在保证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公民可以公开、平等、理性地形成民意的“公共领域”。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业已衰败，公民平等参与公共辩论的渠道和媒介也非常有限，但是，哈贝马斯仍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形成与表达的三个层面的多元系统：一是公民社会中常面对面的讨论。二是在弱公共空间和媒介系统中的公共话语。三是政治中心系统的机制化的话语。对此，哈贝马斯相信，西方社会公民身份重建的基础在于重建公共舆论所形成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最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27]但他同时认为自19世纪的最后20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随着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