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年，重庆）一书，在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指出：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5]
这里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虽未明指近代进化论，但联系上文所述梁启超的论述和何炳松所倡言者，进化论则是其中之关键无疑。这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著成而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的观点。
大致与此同时，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1947年，南京），论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作者以民国建立为界标，把这百年的史学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作者认为：“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他讲的“好几个助力”，主要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新史料的发现”等。顾颉刚与金毓黻的不同之处，是极鲜明的把“科学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顾颉刚在评价“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时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