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调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就调走了。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在哪里。”他摇着头，说。
李劲很失望，但心想既然来了，不妨打听一下她当年的情况。
“哦，‘文革’刚开始就调走了？她当时还好吧？”李劲试探着问。
一提到当时的情况，朱老师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那时‘文革’刚开始，我们这里还没有大乱，幸好她调走了，不然，不晓得后来要被整成啥样子！”
“为什么？”
“我退休前教语文，和郑小琳同一个教研组。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候，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朱老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的情景。他从一个姓王的教师谈起。
“运动中有人整她，为首的姓王，也是语文课教师，那人是个披着教师皮皮的地痞、恶棍。”事隔多年，朱老师一提起那个姓王的仍是一肚子气，心里的憎恶、鄙夷溢于言表，“他平时对学校里的人，学校里的事总是这看不惯，那看不惯，动不动就骂人，在他眼中，别人都是资产阶级，全校就他一个人是无产阶级。他水平太低，教学不行，有回有个学生在作文后面给他写了些意见，他就抓住他作文中的一些小问题大做文章，在课堂上严厉训斥，说那个学生不满‘三面红旗’。那个学生从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教师学生对他意见很多，但因为他出身好，大家只好避而远之。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讨口子出身！怕哪个？’郑小琳和他上同一个年级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早就嫉恨郑小琳，只是郑小琳自己不知道。矛盾的爆发是一次听课。教研组每学期要组织一两次观摩教学，有一次是听他的课，我们都去了。老师们发现他把语文课讲成了政治课，课堂气氛又很沉闷、压抑。后来组里讨论，郑小琳提出了这个问题，主要是说语文课应该如何讲。其实郑小琳态度是很友好的，一开始就肯定他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本来嘛，就是教学研讨，可以各抒己见，但他认为语文课就是要突出政治，郑小琳是有意和他过不去，当场就和郑小琳争闹起来，说她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讨论会不欢而散。事后支部书记、校长都找他谈过话。但他说他要保留自己的观点，要和资产阶级斗到底。据说领导早就认为他教学不行，不适应重点中学的教学，但拿他没办法。他也知道领导对他的看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来，他就认为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没想到，为了把学校领导抹黑，他竟先放一把火，烧到郑小琳身上。”接着，他详细谈了他们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