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文辞的体制，不复足为其形式同异的标准，而其判然不同的，乃在于作者的个性(古代的文字，内容实甚简单，所以发挥不出个性来，到后来，内容渐渐丰富，个性即因之显著了。此与说一两句平庸刻板的话，看不出其人的神气，为一小时的讲演，则讲演者个性毕露，正是一理），从东周以后就渐渐入于这种境界了。现在所流传，从东周至西汉的文章，既非纯粹口语，亦非与口语相离甚远的文言，大抵如今浅近文言，或文言化的白话（避去极俗的话，在当时谓之“尔雅”，此亦文字渐与前人之文接近，而与当时人的口语相离的一种原因）。此等文字，较经意着力的，很能显出个性；其随笔抒写，简单而不甚经意的，则各人的面貌相同（此在现代亦然，如任何文学家，使作寻常应用之文，亦与寻常人同）。如刘子政《谏起昌陵疏》《谏外家封事》，都有其特殊的面目，和他家的文章，不能相混。而《新序》《说苑》《列女传》，则和他人的文章，并无区别，即其最好的例（古人之文，不必自作，大抵直录前人之辞，此亦多数古书，面目雷同的一大原因。如《新序》《说苑》《列女传》多有与《韩诗外传》相同的，可见其文既非韩婴所作，亦非刘向所作）。我们的研究，自然是要集中于几种在体制上、在神气上，都有其特殊的样子的。在先秦西汉时期，为几部重要的经、子和《史》《汉》（西汉时代诸大家的作品，大抵包括此两书中，而司马迁、班固，亦各自为一大家）。自唐以后，则普通以韩、柳、欧、三苏、曾、王为八大家之说，我以为颇可采取的。八大家之说，始于茅鹿门。茅鹿门固然不是我们所能十分满意的人，然在唐宋诸作家之中，独提出此八家，则大致尚算不错。试看后来，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称为最佳的选本，然所选的唐以后的文章，百分之九十几，亦是此八家的作品，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