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过世以后,他就坐在钱谦益曾经坐过的文坛领袖的位置上,这大概是在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的事情。王士祯年方而立,四首《秋柳》诗,拿了大奖,立马当上大清王朝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那还得了,顿时牛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喜欢一窝蜂,赶热闹,洑上水,随大流,而中国人之中的中国文人,更容易受植物神经支配,屁颠屁颠,人云亦云,起哄架秧子本领一等,遂有人提出“国朝之有士祯,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肉麻地吹捧他为大清文学的代表、鼎革时代的象征。这当然属于过誉之词了。他是了不起,不假,但也不曾了不起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什么办法呢?中国自有文学评论这个行当以来,从古至今,执吹鼓手为业的这班英雄好汉,一直以抬轿子为己任。虽说这是胎里带来的毛病,但却是人家的噉饭之道。而中国文学的虚假繁荣,还真是得依赖他们的大嘴支撑市面。所以,他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尽管时下宽带收费,但评论家的废话,从来是不收费的,所以既不必当真,更不必介意。
王士祯的文学成就,在清朝算是高的,拿到他朝去,遑论与宋之苏轼比,存有天渊之别,就连与明之高启比,也不能望其项背。开个玩笑,若王士祯放到宋朝,未必能与苏东坡齐肩媲美;同样,高启要放到清朝,并让他多活几十年的话,恐怕就轮不到王士祯大出风头了。但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文学评论家,非要抬举某位作家,非要鼓吹某部作品,嗜痂之癖,你也只有其奈他何了。说到底,每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很难用一把尺子度出长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可能有一个刚性标准,量出高低。某个时代,大师层出不穷,联袂而来,杰作石破天惊,如潮涌现;某个时代,文人零星寥落,意兴阑珊,作品浮光掠影,平庸一般。譬如,在文化繁荣方面,清朝不如明朝,差异肯定是存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