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则提出了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颇为不同的中西文化观，并与陈独秀等人展开论战。他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将中西差异归结为西洋为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以“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归结东、西方文明的总特征，从字面上看，与李大钊的概括似乎一样。然而，他的结论与李大钊所主张的以动济静、提倡西洋动的文明的观念正好相反，主张用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动的文明的弊端，他说：欧战的惨烈使“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不能不产生怀疑，“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他也表示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要“取长补短”，却又强调“不可不以静为基础”。“以静为基础”一句就表现他提倡中国固有文明的鲜明倾向。他这种文化倾向在稍后发表的《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等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认定，西洋文明的输入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救中国，救世界都有赖于发扬光大中国固有之文明，而所谓“吾固有之文明”则是指“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是指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