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纳沙泰尔序言”，卢梭未打算向上帝忏悔，而是向读者说明情况。他以为自己本性善良，却受人指责，舆论中的形象与自己不一样。反驳误解的方式有两种，或是证明批判者的错误，或是证明受批判者的无辜，阴谋就会不攻自破。卢梭选择了后一种，他的坦白本质上是反驳，“我始终如此，正直、热诚、勇敢，应该得到不一样的报答，而不是像我最近的遭遇”[196]。关于写作风格，卢梭觉得传统的“忏悔录”不能承载他的想法，于是要推陈出新，至少形式上自由自在，只当是写“回忆录”或“自传”。这篇序言写于1765年年初，那时卢梭还想留在文学共和国，尽力为受损的名誉辩护，但与1750年年初相比，他的目的有所改变，不再与那些批评他的人争论，而是寄希望于旁观者，让他们担当裁判。
“纳沙泰尔序言”语气缓和，卢梭与其中的人与物保持距离，而巴黎手稿言辞急切，作为写作者的卢梭与文字中的卢梭交错不清，过多地干涉读者的判断，强调“我”的存在。1782年，哈珀（La Harpe）观察到这一点，“作者就是这部书的主题”[197]。巴黎手稿有意模仿奥古斯丁的风格，上帝作为评判者的形象在第三段出现，但他不再是最高意志，而是一个受卢梭支配、兼有读者评判功能的精神。去世前不久，卢梭承认没有达到奥古斯丁的境界，“因为他自己不虔敬”[198]。巴黎手稿的前三段有虔敬之心，但之后，“读者”的地位取代了上帝。该手稿谈及与华伦夫人在尚贝里的生活，卢梭负责日常事务，闲暇时学习音乐，广泛阅读，“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极少，却做了很多事”[199]。他要向读者袒露自己，“始终站在读者面前，使之洞见生活的一切角落”[200]。所以，这部手稿处在“忏悔录”与“自传“之间，虽冷落上帝，对之仍有敬畏之心，开篇是末日审判的场景，但上帝要听卢梭的使唤。“死后出版”是现代意义的历史观，一个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谱系，卢梭丢弃了中世纪的时空观（地狱、炼狱和天堂），不想在同代人中寻找裁判，而是寄希望于后代人。